1967年，军队被指派参与地方工作，对于地方的群众组织来说，能够获得军队支持的一方，就被认为是左派。因此，许多地方群众组织都在努力争取军队的支持。
军队介入地方事务后，开始执行支左的任务。支持哪一派变得非常谨慎，因为一旦偏袒某一方，很容易加剧矛盾。青海省军区的司令员刘贤权召集了省军区常委会议，讨论应当支持哪个派系。那时，西宁地区有两个主要的群众组织，一个是八一八队，另一个是捍卫队。由于省军区选择支持八一八队，导致两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。八一八队曾组织向省委进军的行动，包围了省委大院和办公楼。此时，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王昭因受伤住院，随后又前往河南洛阳治疗，最后回到北京休养。王昭离开期间，青海发生了一些无法控制的事件，这引起了中央和全国的关注。 虽然省军区的司令员支持八一八队，但副司令却支持捍卫队，使得局势更加混乱。为了平息这种混乱，避免两派之间发生冲突，军区领导认识到支持哪一派都可能引发不稳定的局面。《青海党史网》记载，当时许多人认为情况复杂，不能简单地支持一方。尽管如此，省军区负责人还是提出了支持八一八队的七条理由，这加剧了各派之间的对立。时任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表示，由于军区选择支持其中一派，导致了强烈的对立情绪，最后军区决定支持所有真正的革命左派。两派的观点不同，具体的事态如何发展，外界不得而知。然而，许多人可能更倾向于支持前者，因为事情的发展反而使局势更加严峻。如果当时改变做法，结果可能会更严重。冼恒汉提到，有人借机挑起事端，擅自将刘贤权软禁起来，不让他与外界接触，实际上是夺走了省军区的领导权。根据《青海党史》的记载，八一八队宣布正式夺取省委和省人委的权力，造成了驻军和八一八队之间的对峙。青海驻军成立了联合指挥部，副司令员和其他五名指挥官决定对八一八控制的青海报社实行军管，但遭到了八一八队的拒绝，双方在单位门口僵持了九天。2月23日，省军区决定取缔八一八组织，逮捕其主要成员。在混乱中，战士的枪走火，其他战士误以为有人开枪，立即展开反击，导致了严重的流血事件。冼恒汉回忆说，兰州军区并不同意军队接管报社，认为省军区的副司令员因贪图个人权力，擅自决定将刘贤权软禁起来，甚至派兵控制报社，进行军事管制。兰州军区坚决反对，但副司令依旧坚持自己的决定，最终导致了流血事件的发生。 流血事件的发生让所有人都没能预料到。在那个复杂的形势下，很多事情很难追究责任。尽管如此，开枪造成伤亡，哪怕是因为误会，也必然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上级下达了《决定》，要求对王昭以及省军区副司令等人进行隔离审查。王昭由于身体原因其实并不在青海，但仍然被扣上了帽子，并遭到长达50天的批斗，期间接受了43次批斗，身心俱疲，最终不幸去世。1977年，青海的新一任省委书记谭启龙为王昭平反。 《决定》对副司令员做出了处理之后，又对八一八队进行了平反。军区内部在支左问题上产生了分歧，认为八一八队并非反革命组织，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。1979年，《决定》被撤销。上级决定解除对刘贤权的软禁，让他继续主持支左工作，成立了军管会，并随后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，刘贤权担任主任，张江霖担任副主任。随着青海的局势逐渐稳定，刘贤权被调往中央工作，青海的地方工作交给张江霖负责。然而，随着特殊时期的结束，张江霖最后也被安排退休，交由地方安置。冼恒汉对此表示不公平，认为张江霖在艰苦的青海地区辛苦工作多年，身体也因此积劳成疾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问题，冼恒汉等人也都提出了各自的看法。至于最终结果，历史已经给出了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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